卖了几个月“莆田货”“原单货”“高仿货”的代购还回得去吗?


尽管眼下疫情有所好转,代购们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有囤货的代购还靠着“吃老本”得点利润,但大多数代购在无奈之下,先后奔赴海南免税店,甚至到莆田,开拓出正品代购以外的“新市场”。

卖了几个月“莆田货”“原单货”“高仿货”的代购还回得去吗?

于是,原本就因货源混乱饱受诟病的代购行业,被“黑天鹅”的双翼搅得更乱:当消费者拿到一款所谓“正品”的的名牌货时,这些看似同样的款式和材质,或许只是堪比正品做工的高仿品,而实际价格或许也只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

代购的求生欲,让这个行业越跑越偏。

货源地从海外到莆田

一场疫情,让做了7年日韩代购的刘玉第一次想要放弃这份事业。

“存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出入境太不方便,代购正品的成本太高了,赚不了什么钱。”刘玉以往的代购模式是,自己在固定时间飞去日本或韩国,一般为一周两次,亲自代购并带回国内,或从当地直邮回国,再通过清关公司发顺丰快递。

但是,2020年年初,“黑天鹅”打乱了刘玉固有的代购节奏,“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疫情后期出入境限制太大,航班不断被改签或取消。”

2月1日,刘玉最后一次在韩国的免税店采购,并在当晚飞回国。彼时,国内的物流已经基本停滞,带回的货物只能暂存于储物间。

“当时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在封路,几家稍微大点的快递公司也都放假了,陆运根本发不出。而且化妆品也没有办法走空运。”刘玉只能在朋友圈安抚客户,“毕竟是特殊时期,大家就耐心等等吧。”

德国的代购同行于桐也发出朋友圈,“直邮的线路很快就停了,包税路线可以发但会很慢。”

在这期间,刘玉继续接着预订订单,并尝试购买机票再次出国。3月11日,刘玉原本决定飞往日本采购,却在出发前一晚收到了航班取消的信息。“因为我去日本的路线需要先从青岛飞往上海转机,结果两张都被取消了。”很快,刘玉将航班改期,并幸运地在两天后飞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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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的航班多次被改签

也因此,刘玉的代购成本比以往高出不少,而大部分快递公司对包裹体积、重量等方面的限制,则导致其中一部分货品无法走直邮。

“即使是发了货,物流速度也比平时慢了几倍,很影响客户体验。”刘玉发现,由于此前囤积的现货越来越少,客人几番询问仍缺货,客源很快就流失了,“毕竟现在真假代购的数量都很多,客户很快就能找到另外的代购,而且一旦流失则很难再挽回。”

这不过是疫情影响下,海外代购生意的一个缩影——由于国内来往日韩、欧美等地的航班数量大幅下降,内地居民往返香港也均需隔离,因此,这些热门地区的代购生意遭遇困境。

“要想挣钱,得另寻门路。”刘玉坦言。

正在众多代购犯愁之时,海南免税店政策放宽,穷途末路中给了许多代购一线生机。几乎是一夜之间,许多人朋友圈里的代购们,纷纷奔向了海南的免税店。其中,也有刘玉的身影。

“当时除了机场附近的免税店,其他地方的免税店也被挤爆了。毕竟只要一张国际机票,就有资格买货,算下来代购的成本比平时出国少了很多。”刘玉奔向海南的初衷有二,一是补齐客户此前的预订货品,二是尽量多囤货,“毕竟当时也不清楚国际航班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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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南很快发布官方声明:有牟利为目的为他人购买免税商品或将所购免税品在国内市场再次销售的,购买免税品时提供虚假身份证的,三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并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征信系统,10日起开始执行。

碰壁的刘玉们只能悻悻而归。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玉每天都无比焦虑。这期间,她眼看着不少同行开始用莆田货充数,也有不少同行“假装在采购现场”,甚至有同行自己装修房间布景成国外专柜以“挂羊头卖狗肉”。

刘玉内心难免挣扎,“事实上,在疫情发生前,代购的生存空间就在不断缩小了,尤其是在国家出台政策后,很多同行都在抱怨利润越来越薄,我也明显感觉到,收益大不如前。”刘玉告诉锌刻度,如果以做正品代购积累下的货源,转为真假混卖,则有更高的利润空间。

“拿名牌包为例。通过代购的包装,假货摇身一变就能成真,几百元的成本,可以卖出上万的身价。”但刘玉始终觉得,以假乱真,是“一道自己心里迈不过去的坎”。

不久前,刘玉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做海外代购app的工作人员发来的消息,对方表示自己所在的平台有香港现货货源,包邮包税,可以低价卖给代购,“我们就是您的仓库,支持一件代发,您不用囤货,只需要将收货地址发给我,我们帮您无痕发货。微信转发我发的图片和文字,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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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刘玉的某app工作人员

但刘玉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后发现,其朋友圈里的产品照片大部分都并非正品。“当了这么多年代购,真假还是分得清的。”不愿影响自己声誉的刘玉拒绝了合作。

刘玉婉拒之后,对方仍表示,“现在不是不好出去吗,圈子里同行都是用咱家app,下单立减500元现金,承诺假一赔十,可以放心。”

不过,更多的代购很难在特殊时期抵挡诱惑。

Sherry的大学同学在2017年到美国留学,并做起了代购。从那以后,Sherry的所有化妆品基本都通过这位同学购买。

但就在疫情期间,当Sherry希望同学帮自己代购几件护肤品时,对方坦言,“最近还是不要找代购了。”

Sherry的同学告诉她,最近很多所谓的代理会找到代购,说能提供各国化妆品的货源,因为是通过批发及返点合作,所以比市面上的购入价格低30%~35%,但实际上并非正品,“不过最近生意太难做了,我最近也是通过这些代理在拿货。”

原单、尾单货源被代购们捧至台前

由于代购市场的真假难辨,近年来一度火热的原单、尾单等货源,也在疫情间被代购们再度捧至台前。

一般意义上,原单和尾单货指的是那些经由品牌授权,使用了正规原材料,并完成了加工,却因为质量瑕疵等原因未被品牌方验收通过,而从代工厂直接流向市场的货品。

“花正品一半的价格,买正品一样的价值,保证原单质量。”4月初,詹贝贝认识的一位代购,发出了这样一条售卖阿迪达斯原单的朋友圈。

“按照代购的说法,她的货源是品牌方合作的代工厂,用的材料、设计的版型都和正品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标签和外包装。”詹贝贝心动之下就找代购下了单。

但当詹贝贝收到货后,却开始生疑,反复根据网络平台上的建议和正品做对比,“一会儿觉得是和正品一样,一会儿又觉得还是有差别。毕竟俗话说一分价格一分货,心里还是不怎么踏实。”詹贝贝思来想去,把鞋放进了鞋柜最底层,一直没穿出门,“万一是高仿,穿出去太丢人了。”

事实上,有不少詹贝贝们愿意为这类原单、尾单货买单。在他们看来,“即便是高仿,质量也不会比正品差太多,而且反正这些东西也都是穿个样式。”

当然,也有人相信这些原单、尾单货就是正品渠道而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对代购的信任,“你没有渠道总不能说别人都没有这个渠道吧,代购们认识的厂商和品牌方很多,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官方资源呢?”

但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原单和尾单货就是高仿货。“原单货的确有,比如说一家耐克的代工厂接了1000双的订单,但是工厂基本会多出几十双备货。不过这些货数量非常少,分给自己亲戚朋友之类的都不够,更别说批给代购卖了。”一家服装厂的负责人告诉锌刻度,“十几年前市面上流出的原单货大部分还是真的,但是近年来知道原单货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货,有很多代购就钻空子打着原单货的名义卖高仿了。”

上述负责人直言,“真正的原单不好拿,且价格高。高仿赚钱多利润大。”

而长期从事外贸行业的Monica则告诉锌刻度,“事实上,大部分品牌的领标和水洗标都是品牌方严格控制的,即便是二三线的品牌也会很注重品牌专利。此前有厂家不小心弄丢了品牌方的一个主标,品牌方都会要求必须溯源找到主标才能罢休。”

对此,界面新闻也曾报道指出,通常情况下,奢侈品牌会严格控制交付代工厂的面料、原材料数量,即使会预留残次件的材料,但也不足以生产出足以被铺天盖地宣传的原单货的量。更何况,品牌都会严格监督代工厂的残次品销毁情况,再加上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在中国有代工厂,能流向市场的货量和种类可想而知。

但由于市场需求存在,在疫情期间苦于收益减缩的代购们难以放弃这个商机。刘玉也发现朋友圈有同行卖起了所谓的原单货,“疫情期间的确有不少的厂家被品牌方违约,只能自己处理货品,所以确实可能有更多的原单货流出,但是代购手里的大部分还是从广东和福建找到的高仿货,毕竟利润更高。”

自创小众品牌只为卖高仿

相较于摸不清门路且价格高昂的大品牌而言,成都的教师张晓晓一度更倾向于购买国外的小众品牌,“虽然牌子不够响,但是样式和质量一般都很好。”

不过,疫情后期,她发现认识的代购朋友圈里常常出现一个小众品牌“MIRGAM KOSEL”,简称为小MK。在代购们的口中,这是MK(MICHANL KORS)的“大牌平替”,有时也被介绍为“法国的小众品牌”。

但锌刻度搜索其官网发现,MIRGAM KOSEL其实是由广州麦戈儿科索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国货,官网的下端还有粤字审批。根据其官网的产品展示,大部分包的价格都在400-500元之间。

而在代购们手中,这些包的价格却在200元左右,甚至209元就能买到一个大号托特包,还赠送一个零钱包,“正品质感,官网直发。”

和张晓晓一样,许多人初步了解后都认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花上千上万元买个名牌包,这个品牌的包样式很好,价格也很平易近人。”

但张晓晓很快发现,“这个品牌基本都是仿很多国外大牌的设计,从Loewe到Celine,再到Gucci,你所认识的大牌,他们几乎都仿。而且这个品牌大规模地在各种渠道上招代理,模式很像微商。”

卖了几个月“莆田货”“原单货”“高仿货”的代购还回得去吗?

除了小MK,曾在2019年被各种网红博主和明星带火的法国品牌Goyard,也很快有了韩国版“平替”,原本价值过万的托特包在一个EMO的品牌旗下花198元就能买一送一,款式几乎没有差别。在代购们的朋友圈里,这款EMO狗牙包火极一时。

根据EMO官方网站,“EMO为名的第一家零售店是在2009年的韩国诞生。”不过,此前似乎一直发展得不温不火。“毕竟还有很多人不清楚这些大品牌,所以会误以为真的是小众品牌的原创,自然愿意买单。”张晓晓称。

“说白了,就是打出一个自己的品牌卖高仿。”刘玉告诉锌刻度,放在之前,专心做正品代购的代购们对这些都是很不屑的,但是疫情的确让许多代购的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惨遭滑铁卢,不少代购被迫转行成为了微商,原本卖奢侈品牌的纷纷卖起了螺蛳粉、辣酱、面膜,“所以卖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牌子来回血,也成为了许多代购的选择。”

显然,一场疫情撕开了代购行业的遮羞布,以往就存在的各种乱象眼下更为突出。当正品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代购们只能另谋出路。而在更诱人的利益面前,比起客户的信赖,大部分代购或许还是更看重自己的钱袋子。

但刘玉依然想坚持代购正品,“虽然吃力不讨好,但至少良心不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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